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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新闻 | 方晋:新冠疫情加剧不公平现象,呼吁社会合力关注解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设立的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将研究成果向中央和有关部委反映,推动科学决策和相关政策制定落地,从而起到服务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今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多项疫情期间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和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欠发达地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点关注。凤凰网公益频道就此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博士,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新的不公平现象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合力解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方晋


疫情加剧教育不公平

凤凰网公益:疫情期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围绕农村地区发展做了哪些研究和调研工作?


方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过去十几年一直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开展有关儿童教育、营养相关的项目,我们与这些贫困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各种资源都匮乏的贫困地区来说冲击更为强烈。除了在疫情严峻时期发起对农村地区的抗疫支援以外,我们还对基金会保持稳定联系的35个贫困县发起了针对疫情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因疫情受到了确实影响。


同时,基金会也针对已有的项目受疫情影响情况展开调研,例如我们的“阳光校餐”数据平台负责监测贫困地区学生营养午餐的执行情况,但受疫情影响学生暂时休学,原本享受学生营养午餐的孩子们只能在家吃饭。我们的调研发现,不少孩子回家后普遍营养摄入不足,甚至有些孩子家里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


此外,我们还做了关于贫困地区学生在家信息化学习的调查,发现虽然疫情下学生使用信息化教学理论上比较方便,但对欠发达地区来说缺少基础硬件设施和网络设备,而家长辅导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凤凰网公益:这些调研项目将会如何影响和改变贫困地区的现状,现在进展如何?


方晋:基金会项目目标是通过调研、试点,对项目模式进行效果评估,然后形成政策建议通过相关渠道上报,希望能够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完善。


刚刚提到的学生营养午餐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我们2007年在广西调研时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是饿着肚子上课或者自己从家里带来黄豆和米饭,在学校热着吃。于是,基金会和疾控中心营养所的专家一起合作设计了营养午餐,并进行社会试验。试验具体方法是,两所试点学校中给其中一所学校提供营养午餐,另一所学校维持原状。一年后,我们发现有营养午餐保证学校的孩子们不仅在身体发育方面和文化课体育课成绩方面有长足的进步,连孩子们的自信心都明显比另一所对比校成长的更快更好。基金会将这样的试验结果写在了政策报告里汇报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经过几年的研究酝酿,到2011年终于变成国家的普惠政策,现在每天有3000多万的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吃到国家提供的营养午餐。


此后几年,我们又陆续做了很多类似项目,如为6-24个月大的婴儿提供富含微量元素的营养包,在偏远贫困山区建山村幼儿园的“一村一园”等项目,通过社会试验带来的示范效应,在基金会的推动下这些项目中许多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获得财政支持,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完善。


强杠杆产生政策效应

凤凰网公益:基金会项目通过推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改变了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存困境,那么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如何来参与助力?


方晋: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项目肯定需要依靠社会各界资源支持,包括企业、公益机构和公众。


到目前为止,企业捐助对我们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的贡献比较大。现在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已经具备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能回馈社会。他们很认可我们在做的各个项目研究产生积极的政策影响,也一直在支持我们各项目进行。


之所以会获得企业的支持,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企业非常认同“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认为由企业提供资源交给我们这些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操作,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其二,企业很认可基金会以项目影响政策,产生比较大的杠杆效应的做法。


例如,营养午餐项目最初支持的几家企业的业务与这个项目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他们愿意支持。其中原因除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外,还有就是他们看到了基金会项目产生巨大的杠杆效应。企业一年拿出几百万来支持这个项目,产生政策效应后,现在国家每年拿出300多亿来普惠营养午餐,能够惠及3000多万贫困地区儿童。


凤凰网公益:这样的杠杆效应相当于用几百万撬动了几百亿,效果非常明显。发展研究基金会目前还在做哪些项目呢?


方晋:基金会目前开展的这些社会试验项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学校的营养午餐项目,在调研、试点到推动国家政策落地完成后,现在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执行情况在做监测和评估,我们做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监测营养午餐计划的落实情况及其使孩子们发生的改变,比如学校是不是有将四块钱花到实处?孩子们的贫血率有无降低、身高有无提升?如果检测到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可以组织及时整改,一旦发现新的问题也可以进行政策建议推动完善。


第二层次是我们做的社会试验项目,如“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广,但还未成为国家政策。地方政府认为山村幼儿园模式是解决贫困偏远山区孩子入园难的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同时当地群众也很欢迎这样的项目,因地制宜,成本不高,受益的孩子多。


第三个层次的项目还处于孵化试点过程,未形成政策。比较典型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关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和隔代抚养问题。由于偏远贫困地区的看护人通常缺乏正确的养育儿童知识,也缺乏相关先进经验,对儿童早期发育非常不利。


儿童神经科学和脑科学已经证明孩子早期的发育是一生成长的关键敏感期,而城市家长都在积极对孩子做早期干预,因此差距会越来越大。为应对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了国际已证明非常成功的儿童早期养育课程并进行本土化,在9个省的10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试点,聘用经过培训的家访员每周到访一次0-3岁幼儿家庭,教看护人如何争取的进行早期教育,看护人在接受培训后需要用我们提供的教具进行高质量的陪伴。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惠及5000多个家庭。我们和相关司局一直在密切沟通,也和知名的国内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对这些孩子做长期跟踪,观察孩子和看护人的变化。


凤凰网公益:上述这些项目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方晋:首先项目筹资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基金会做的是政策研究,需要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需要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信任支持我们才能顺利开展项目。其次项目也要依靠地方政府配合和执行,因此选择好的地方政府合作伙伴是非常关键的。


在哪儿试点我们是基于几个因素来进行判断,首先是看地方政府对儿童问题、贫困问题和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那些再苦再难也要重视儿童教育发展的地方政府是我们首选的合作伙伴,其次,要看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最后我们希望合作的地方政府能够出资一起做这样的项目,作为合作伙伴出资后必然重视,否则他会认为这是基金会单方面的工作,地方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也会打折扣。


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确实在筹措项目资金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有些企业今年自身经营状况已然不好,有些企业在疫情期间捐款捐物,在支持其它公益项目中预算肯定受影响。所以我借此机会也向大家呼吁,虽然疫情对我们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终究会过去,而儿童发展是百年大计,决定了国家未来长远发展,所以我希望大家着眼未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上。


凤凰网公益:除了筹资困难,新冠疫情对咱们基金会和项目运作还有哪些影响?


方晋:由于疫情缘故我们也不能实地调研走访,现在我们采用线上问卷调研方式做研究报告并形成政策建议报给中央政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希望能对国家相关政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培训,邀请国内外专家对项目人员进行培训,如慧育中国这个项目,在疫情期间我们举办了6期家访员培训,参与培训人数达6000多人次,同时我们做了10期山村幼儿园的“空中课堂”,山村幼儿教师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学习,提高了效率降低成本。基金会也督促家访员、幼师积极与家庭看护人保持沟通联系,关心孩子在家的健康教育状况,传播正确的防疫知识等。


绝对贫困消除后需重视相对贫困问题

凤凰网公益:2020年是全国脱贫的决胜年,基金会今年在脱贫方向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重点的动作?


方晋:首先我们还是关注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项目,今年准备启动“阳光起点计划”,选择贫困地区进行实现0-6岁儿童养育和学前教育的全覆盖试点项目。在证明项目可实现和效果后,我们会写政策建议希望国家能予以政策扶持,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阳光起点。


基金会始终关注“一老一小”问题,老龄化是现在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6月份我们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主题就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我们也准备对应老龄化开展项目实验,选择了国家级贫困县河北大名县作为试点,目前40%的贫困都可以归咎为因病致贫,所以我们准备在当地为老年人做体检普查主要疾病,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健康知识宣传改变其健康行为的管理,如用药管理等,然后做对照试验,如果证明这些干预有效果,我们也会写成政策建议报给有关部门做决策。


我们也在思考后2020中国扶贫战略,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依旧长期存在,还是会有困境人群和弱势群体,因此基金会也已经开展卫生健康、提振就业和金融扶持等前期研究了。


凤凰网公益:近年来科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不断快速发展,您认为新的技术手段在公益项目和扶贫工作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借助新技术力量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方晋:首先我认为技术进步将会造福全人类,但技术进步的程度在各个经济体和地区之间差异比较大,此次疫情也能反映出来数字和技术鸿沟的现象。应对老龄化问题,新的诊断和检测技术通常会先惠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对欠发达地区人民来说就会形成一定的不公平和差距。


因此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新技术并加快技术扩散速度,令普通民众可触达可负担。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企业利用自有先进技术提高欠发达地区生活和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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