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压效应
2018年5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二十八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受邀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压效应
关于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的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或带动的关系是肯定的。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如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方面，从而有可能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而且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做相关性分析来证实的。但是关于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我觉得仅仅做相关性分析是不够的。数据正相关并不能证明没有挤出效应。从宏观角度来讲，政府可以借债投资，可以搞赤字财政，但是政府投资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一个GDP总量的限制。因此从宏观上来讲，大量的政府投资会不会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无疑这个挤出效应是存在的。
举几个数字，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加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总额与GDP之比，1990年大约是15%，2000年为18%，210年为25%，2017年为28%。从这几个数看政府投资是在不断扩大，而且相对于GDP而言，28%已经是非常高的数字了。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数据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个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该怎么解释？大致从2000年以后这个差距是敞口的，变得越来越大。2000年之前大体是1：1的关系，到2017年大概变成1：1.9的关系，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约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9倍。
固定资产投资中间确实存在数字虚增、不准确等问题，但是能不能用1.9的比例把固定资产投资压下来？这么做可能是冒险的。即便我们假定可以用1.9这个系数来折算，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28%，用1.9倍来折算，这个比例变成15%，也就是说政府加上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15%，而且这是最低限度，真实情况恐怕不会低于15%，很可能更高。从最近这两年的情况来看，这部分投资的内容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建设。过去还有相当多的产能投资和工业投资，但这些年它们占比越来越小，即便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投资也在减少。
日本、韩国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期也不过10%，而我国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我们现在城镇化率才58%，就已经超过10%不就意味着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吗？投资过多有效性会下降，而且会挤占全社会的可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中长期看，政府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恐怕对正常的民间投资会有挤出效应，而且这个中长期的效应是很难通过做相关性分析得出来的，因为它不同于短期波动。
此外，不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对消费也有挤出效应。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支出法GDP，2000年以前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60%多，资本形成率在百分之三十几。2000—2010年期间，资本形成率上升15个百分点，接近50%，而消费率由60%多降到50%以下，这十年间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恐怕主要是由于政策因素。我们的宏观政策持续以宽松货币刺激投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投资，产业政策在鼓励某些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为了GDP都在扩大投资。各种各样的政府行为都在鼓励投资，使得各级政府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导致消费率下降。因为支出法GDP中主要就是投资和消费，其余就还剩一个净出口。那么投资持续扩大自然会对消费造成挤压。尽管近几年消费率有所回升，但是和2000年以前相比，仍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无疑是存在的。
其实一直存在这么一个争论，有人认为政府扩大投资并不是政府主动要这么做，而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消费，储蓄率过高，所以政府把储蓄拿来进行投资。这是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你不消费而且储蓄率太高，我就拿你的储蓄进行投资来拉动总需求。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把资金流量表的总储蓄当做100%，再来观察其各个组成部分，其中政府部分在总储蓄中占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主要是2000年以后，而居民部分占总储蓄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因此，从数据分析上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总储蓄的提高和投资率的提高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政府在主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必然扩大政府储蓄，而并不是政府对居民高储蓄的被动应对。
过去政府持续的高投资，而且不惜借债投资，如果已经造成了过度投资，并使消费和民间投资受到挤压，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要从保增长的角度出发，继续把政府投资摆在其他的考虑之前？宏观政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是主要考虑当前经济增长率，保证其短期达到一定目标；另一个角度是把结构再平衡和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如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为了保证长期发展的动能，当前投资减速，也包括政府基建投资减速，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如果没有这个减速，那么过去形成的失衡恐怕是调不回来的。今后有几年投资低增长，甚至包括政府基建投资较低增长都是必要的。短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一些，但风险能够降低，未来增长能够更强劲、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