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专家座谈会召开
2022年12月1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专家座谈会。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国际组织等12位嘉宾围绕“推动整合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赵昌文分别致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发展中心主任萨拉·库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新兴大国与全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靖、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彼得·泰勒、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张传红、联合国大学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所长埃利亚斯·阿尤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科学技术与应用艺术学院院长基思·努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项目顾问杜伊文等嘉宾依次发言。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主持，并分享课题成果。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构建全球统一的发展合作体系中进一步发挥领导力，积极补足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能力短板，加强相关领域的互学互鉴与合作共赢。为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 为主题开展研究，现已完成《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超越历史困局》总报告，及《变局中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专题报告（第一部），力图响应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全球层面加快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整合，为携手构建更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晋指出，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我们要坚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在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亟待各国人民作出正确的抉择。
他强调，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已走过了光辉的70多年。迄今，我们共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过各类援助：实施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应当承认，中国的成功经验、新兴援助国和新兴援助行动者的成功经验，对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加快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具有积极、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因此，本次研讨会恰逢其时，将为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创造的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针对“推动整合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问题踊跃发言、深度交流，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赵昌文指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政策和实践从来都是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虽然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政策和实践各有不同，但都是与时俱进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三大特点：第一，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与伙伴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第二，始终注重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自主发展能力；第三，始终坚持与伙伴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第四，始终注重发挥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优势。
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是当前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两大重要平台。明年中国会召开第三届“一带一路”的峰会，相信“一带一路”这个合作平台会越来越成为广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欢迎的重大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迄今为止已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表示积极支持倡议，60多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他相信，在这些重要合作平台的推动下，中国将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介绍了“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课题11个部分的内容。他认为，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并指出各国应该努力建立整合、高效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助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要做好这一选择，关键是要破解实效困境这一中心问题，从援助实效走向发展实效。
他提出，为此，报告针对援助的实效困境，还提出了技术假说、规模假说、意愿假说和定位假说。其中，定位假说更有利于理解发展援助与合作的困境，对援助实效的目标制定以及评价需要与其定位相结合。同时，报告还针对全球层面的结构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挑战与机遇，对中国在全球发展合作新格局中的角色，和构建更融合的国际发展合作共同体提出了建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分享了关于中国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几点思考。
他指出，首先，援助者要了解需求方的敏感性在哪里，不然即便是受援国的中高层干部也会对援助问题不感兴趣；其次，中方应该多思考怎么构建国际援助与发展话语体系，商榷是否应该以传统援助方、新兴援助方进行二为划分；同时，我们还应关注到“大发展”与“小发展”的东西方理解差异，结合受援国具体情况和政治经济制度，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最后，他指出，如何让中国或其他援助方的援助理念被需求方理解，关键还是要多换位思考，做好发展知识分享工作，而非一味地片面强调话语权之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发展中心主任萨拉·库克讨论了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
她认为，如果希望能够提高援助实效以及治理平等，就要注意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私营部门，包括公司和慈善基金会做了有益尝试。当然另一方面这些新兴援助者和国家的参与，也加剧了国际援助体系的碎片化。如何应当这些冲突和挑战，不存在一个“一刀切”的做法，而是要密切关注这些新模式的转化、方法论的改变，积极吸收新兴国家的新想法，保持多边体系的适度灵活，增强国际援助的战略互信。当然在贸易、融资、劳动、流动性、电子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我们也期待双边层面进行更多探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分析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与国际发展融资的创新的关系，并提出了务实建议。
她认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以及开发性金融理念，重视坚持地位平等、双向合作、不附加政策条件、互利共赢以及市场模式。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市场的结合，除了包含传统上的援助、能力建设、基础合作，还体现在有发展融资的内容的贷款、贸易投资等。从援助领域来看，也更特别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实现输血到造血的转变。面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高风险，中国的对策是继续融资，并通过金融创新和商业性条款来降低风险，保障可持续性。中国的国际发展融资理念或者实践，事实上正在被国际社会关注。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发展融资机构，也对传统援助方的行为模式带来了影响。未来我们还应在透明度、评估、管理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多边及国别发展融资机构协调与沟通，积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新兴大国与全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靖表示，关于全球发展合作，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年，全球发展合作的目标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全球国际发展合作可以说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旧的发展合作框架和秩序正在瓦解，但是新的国际发展合作的理论框架和治理模式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局势越艰难我们越要乐观，可以从小事情做起，认清形势、厚积薄发，针对区域化、本土化、碎片化趋势制定相应的战略，把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更好地结合起来。其次，现在有很多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全球发展观念，如何相互融合亟待研究。同时，在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方面，我们还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价值，并将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国际发展之中。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彼得·泰勒介绍了其报告中，对国际发展援助规范和超规范的分析过程和研究成果。
他认为，新兴挑战本质是标准问题，包括如何遵守标准，以及面对政策变化时的行为方式。这造成了有些援助者说的、想的和做的之间存在鸿沟。新参与者的加入也使框架标准不断变化和稀释，但我们依然应当重视地方主导性和主人翁意识。未来，我希望中国视角应当包含多样化的南南合作、三方合作等新模式，在应当包括气候、疫情等共同挑战时，找到更好的未来道路。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分享了基于事件观察视角的全球发展合作最新的趋势判断，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合作体系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完善良好的全球合作体系方面能起的作用。
她认为，二战之后的援助包含新殖民主义印记、意识形态驱动、国际权力转移三大特点。而90年代开始的实效性议程会议，隐含了促进金砖国家的发展、敦促新兴国家在发展融资方面作出贡献、以及让受援国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三点考量。她指出，数据、透明度和民间社会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想要在全球发展合作中起到引领作用，就要创造共同规则，同时让非政府组织多参与进来。
联合国大学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所长埃利亚斯·阿尤克认为，通过对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的案例研究，四个非洲国家的援助有效性喜忧参半。我们看到，在案例国家中，援助水平在不断的提升，这些受援国也能够认识到援助对自身发展战略的好处。尤其来自中国的援助都是无条件的，为非洲国家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但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主人翁意识，如卢旺达，有些受援国却仍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多边主义框架中，不仅要有“一个联合国”这样的系统，还应该包含大量双边协定，找到共同责任和共同发展目标，并建立问责制来确保实效性的达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科学技术与应用艺术学院院长基思·努斯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非常关注中国援助，并且支持中国在多边体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甚至超过了美洲银行等地区组织，但大量资金目前只流入了重资本的几个行业，比如，近70%的发展融资进入到了能源相关领域，18%左右流入基础设施领域。面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及中拉贸易赤字扩大，我们需采用不同做法来改变当前的发展融资和合作格局。一方面，要考虑共同关注气候危机应对缺口；另一方面，要面向创新经济领域扩大投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项目顾问杜伊文强调，要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在发展援助问题上真正起主导作用，进一步促进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新兴援助国研究人员的交流对话。这将不仅有助于培养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项目和战略的本地化。因此，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至关重要，就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项目所做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