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企业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社会发展。
个人简历
男,1947年4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中共党员。
1978年3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
1982年8月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1985年12月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90年6月获中央党校首届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2年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修英国经济史;
1993年8月归国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企业经济研究部负责人、副部长、部长;
1998年11月中心机构调整后任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
丁宁宁研究员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9年7月
如果从1978年算起,以1994年初税制、汇率改革和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个时点为界,中国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3,改革开放探索阶段;1994——2001年,国内体制市场化阶段;2002——今天,融入全球经济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数量和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发展态势,也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外部环境。
一、财力下降使政府难以承担公共投资的责任
改革开放探索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放权让利”,或者说是对传统计划体制实行“非集中化”。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关系来说,是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过去政府计划管理的“人财物,产供销”一律下放给企业。从过去的利润一律上缴,改为根据经营业绩留一定比例给企业支配;逐步转变为向政府缴税,企业自负盈亏。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说,则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87年转变为“全面承包”,即“确定基数,分级包干,超支不补,增收多留”。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却不断下降。因此,很多全局性的公共投资不得不借助于银行贷款。例如80年代为了整修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舍,经中央政府批准,全国乡级财政向银行贷款约3000亿元人民币,至今没有归还。公路建设也多采取BOT的方式进行,搞得到处是收费站。全国铁路的建设速度也大大降低。
二、政府公共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国内体制的市场化阶段的前提是税制改革和汇率改革。用规范的增值税代替全面承包,不仅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奠定了基础,而且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代替固定汇率,则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市场化改革的氛围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政府的财力增强没有立刻体现在公共投资上。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转机。1998年夏,为了应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并通过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1998-2002五年间,中国共发行建设国债6,600亿元[1]。在政府公共投资的带动下,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回升,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得以扭转。据有关部门测算,1998~2002年,政府公共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
三、公共投资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责任的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8%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36%左右。外部需求的上升使中国迅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了良性循环。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发生,增强了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意识;政府公共投资从一般的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增加了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农村扶贫等方面的投资。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政府增加了上述领域的经常性预算,以保证新增的设施、设备能够正常运转。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地震。中国政府不仅组织了人员抢救,而且迅速启动了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成为政府公共投资的一个新的领域。中央政府不仅承担了震区所有公共基础设施重建的费用,而且为受灾居民的住宅重建提供补贴。中国政府在城市交通、通讯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保证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四、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主要做法与存在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后,省级、县级财政相对独立。因此,政府公共投资也分级承担。例如,在中国总理宣布的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财政仅占1.18亿元,其余为地方政府投资和银行配套贷款。
首先,为了保证中央公共投资的安全和有效性,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统一管理和和协调、检查机制,监督投资流向,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例如青藏铁路,资金的严格管理,保证了在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下按时通车。
其次,对一些点多、面广、单项资金少的公共投资项目,中央只确定工作任务、建设标准、采取中央地方“两家抬”的方式,将中央投资切块到省,由省里负责具体项目的选点和建设。例如传染病防控中心,乡镇医院,普及义务教育所需的校舍等。
第三,对一些高标准、有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采取“三家抬”的“项目法人制”办法,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出一部分启动资金,然后利用银行贷款建设。项目建成后逐年偿还银行贷款,还完后法人撤销。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业部门取消以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前期研究工作较差。在政府急于扩大公共投资的情况下,难免存在“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不仅造成了资金浪费,而且容易造成工程质量隐患。
[1]主要用途和成果:
1. 建设铁路新线5500公里,新增公路7.6万公里,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
2. 加高加固长江干堤3576公里,除险加固大中型病险水库680个;
3. 投资2885亿元进行的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使全国农村到户电价平均每度下降了0.1~0.3元;
5. 农村人畜饮水工程解决了300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以及近1000项城市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工程;
6. 实施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重点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区治理工程(奥运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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