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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忠: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变化——集中抑或分散


在近期召开的第十九期博智宏观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受邀主讲。他认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并不分散,且其变化在区域间存在差异性,因此城市规模政策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跳出“一刀切”式集中抑或分散发展的政策窠臼。


杨开忠认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是集中还是分散存在很大分歧。产生这种分歧原因是多方面,但集中于几点:一、对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同。何为城市?是从实体形态、功能,还是政区角度进行划分?刻画的指标是人口、建成区面积,还是GDP?二、对宏观城市体系与微观城市个体意义的刻画尺度有所混淆三、分析所立足的阶段不同。无论宏观意义上的城镇化还是个体意义上的城市成长,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趋势;四、罔顾区域特性的生搬硬套。不同区域的城市、城市群有其特殊性,不应把一般化的结论直接应用于特定区域政策主张,也不应把特定地区的研究结论直接推广到其他地区;五,立足的制度背景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常常与城市化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相反,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许会是例外。


杨开忠带领他的学生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齐普夫指数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开展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并不分散,2010年来已经接近标准的齐普夫分布。1992年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从倒U型向均衡方向转变,说明较小的城市发展比较快;2000年后则呈相反趋势,规模序位较高的大城市相对增长较快;而在201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已接近标准的齐普夫分布。这样的变化主要是我们国家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决定的,而非城市规模政策问题。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以要素为驱动力,2000年以后则进入到了规模经济驱动的新阶段,也就是通常讲的投资驱动阶段。现在中国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型。在要素驱动阶段,城市规模分布趋向分散;到了规模驱动阶段,规模较大城市增长的比较快。这些现象通过统计检验得以证实。那么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杨开忠猜测可能更倾向于大中小城市的相对平行增长,这是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出现的长期过程。




其次,我们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变化区域之间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首位分布,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在首位大城市,如:广东、福建和京津冀地区,且前两者的首位分布的度一直在上升,而京津冀则以2003年为界,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有的是次序分布,如山东、山西,且次位分布的度是一直加强的,表明这些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比较均匀;有的则接近标准的齐普夫分布,如浙江。



从城市群的角度看,各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不完全一样,城市群内部规模分布的变化趋势也不一样,从而表现出三种模式:一是集中化发展模式,如珠三角、成渝、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二是分散化发展模式,如黔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三是并行发展模式,如北部湾城市群。但在随着时间变迁,模式也会发生变迁。例如,京津冀城市群2009年后才由集中化转向分散化发展模式,长江中游城市群以2006年为分隔点,从分散化发展转变为集中化发展模式。因此,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不同城市群发展模式不同,理当因地制宜。


最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国城市规模政策应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跳出“一刀切”式集中抑或分散发展的政策窠臼。一方面,认识、尊重、顺应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城市发展规律,自由看待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创造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针对具体城市过密和过疏问题实行差别化干预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已成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巨型城市化地带,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明显高于日本东京中心城区,政府应当引导疏解北京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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